当老卡拉马佐夫被自己的儿子杀死以后,法庭开始了公开审理,检察官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发表了洋洋洒洒的公诉人演说。身为检察官,他的演说却完全没有“法律味”,倒是充满了“文化味”,对这几位“兄弟”的不同性格、信仰都作了一番分析。或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华,他的分析往往与“本案”没有直接关系,却对俄国的国家道路、命运等“大问题”侃侃而谈。当时俄国正在大变动的前夜,各种力量、思潮都想以自己的主张来为俄国寻找出路,大而言之,有欧化/启蒙派、斯拉夫/东正派,还有民粹派。对这些,他都有所论及,其中倒还不乏洞见,不知陀氏是否略有藉此“浇自己胸中块垒”之意。
在对卡氏兄弟老二伊凡的无神论和欧化思想作了一番分析、嘲讽和挖苦之后,这位检察官又对老三阿辽沙作了一番分析。他赞扬说阿辽沙“和他的哥哥的阴沉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观相反”,正在寻求道路,“以便附和所谓‘人民的理想’”。但对此,他也不以为然,认为这也潜藏着不小的危害。“我们可怜的社会里现在有许多人因为怕犬儒主义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恶都错误地归咎于欧洲文明,于是就抱着这样的绝望心情,投到所谓‘家乡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谓家乡土地的慈母怀抱中去”。他认为这种人实际像受到惊吓的小孩一样,幻想能在“家乡土地”的慈母怀抱中昏睡过去,不愿睁眼看到必将到来的现实。“我希望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无限,希望他的年轻人的乐观和对于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后不要在精神上变为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变为顽固的沙文主义,像事实上时常发生的那样。神秘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对于民族的流毒,也许比盲目抄袭和歪曲误解欧洲文明而迅速产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厉害……”(中译本,第1054页)
沙文主义确是人类的大敌,而与神秘主义结合起来的沙文主义则更为可怕。事实上,沙文主义大都是与神秘主义携手而行的。因为关于某一民族、文化、国家最优秀,是或应当是世界、人类的中心种种理论,很难由“经验”说明,总要由“神话”建构起来的。例如当年德国法西斯的“日尔曼人种优越论”,便是由关于起源、历史、生物的种种神话制造出来的。只有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才能将人类的其他种种文明都说成是野蛮的,而造出只有自己的文明才是“文明”“道德”的神话。只有依靠神话,才能口出狂言,说下一世纪是某一文化、某一国家的“世纪”。也只有借助于神秘主义,才能发出现在已是由某种文化、某一民族来“重新制定世界规则的时候”这种惑众妖言。
这类鼓噪虽披着“为万世开太平”的美好的神话外衣,实质却是煽动某一民族一种蒙昧的自大情绪,这种情绪必将导致一种仇恨心理,因此危害极大。在世纪之交之时,对这种精神上“蒙昧的神秘主义”和政治上“顽固的沙文主义”一定要格外警惕,因为“这两种东西对于民族的流毒,也许比盲目抄袭和歪曲误解欧洲文明而迅速产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厉害”。诚哉斯言!